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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追求个人利益推动了人类互相合作共赢局面的产生，所以就有了市场制度，就有了利润制度。

然而银行体系背负着大量可能难以收回的贷款，私人部份，特別是房地产市场，则隐藏着大麻烦。尤其严峻的是当前欧美出现严重而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企业多处受敌，大陆外贸出口已进入低潮期。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约300元，在中国则需1，500元。吴敬琏总结的经验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改革，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的制度改革。在美国大城市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300万元，在中国大城市则需要约500万元。可以很认真地去查一查，包括很有名的IT企业，它多少盈利是从房地产来的？如果不改善这个环境，我想我们的产业升级，很难。畸形的地产市场让企业家做大实业的目的变成了简单的一句话赚钱，以后去搞房地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虽然成长迅速，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大增，但是老百姓的工资被压缩，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建立，老百姓缺乏生活安全感，拼命存钱，不敢消费。但史无前例的20.5%的存款准备金率难以消除热钱的大部份作用，却几乎切断了向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放贷，副作用十分严重。是的，中国可能增长10%，印度可能增长9%。

温家宝总理称中国的经济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且最终不可持续。他们的关注点也会发生改变：中国人均收入现在的水平，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对环境的强烈担忧。那么目前的状况如何？正如全球性金融机构协会国际金融协会(IIF)在其最新发布的《资本市场监测》中所称的那样，2012年的关键问题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具有弹性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否足够强劲，足以缓冲高信贷风险对成熟经济体的潜在冲击。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将接近60%。

新兴经济体的股市波动性尤其大：有些纯粹就是赌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勉强高于美国水平的五分之一。

中国已经成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大宗商品出口国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但这很难产生巨大的惊喜。它还会改变需求的性质：更为富有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追求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和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去年12月，外界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仍有望增长8.3%，印度将增长7.5%。

但预测的下调幅度十分有限。如果这种低概率、高冲击力的事件发生，开放的世界经济本身就会受到威胁而且，不仅仅是来自欧洲的威胁。但一句谚语说的好：过去出现了3次衰退，但股市预测到了10次。不出意料的是，对中东欧增长预测的下调幅度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欧元区存在着风险。

巨大的冲击，比如2008年的冲击，确实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产生影响。那么，新兴大国真正的下行风险是什么呢？一些薄弱点就产生于增长本身。

或许这也是股市正向我们传达的信息——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股指大幅下跌。这种趋势持续下来，尽管如上周讨论的，高收入国家实现了微弱的增长。

译者/何黎 进入专题： 新兴大国 。石油市场遭受重大冲击将产生极大的破坏性。比上行风险重要得多的是，发生重大负面意外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中国。总之，以亚洲为首的新兴国家在2012年很可能继续快速增长，就像在2010和2011年一样。外界对拉美尤其是巴西的预测也要弱于一年之前。此外，新兴国家将没有能力将高收入国家带入快速增长。

谁还能怀疑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高收入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正驱使双方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惊人的差距。从各方面看，中国本身就是一座堡垒。

编者按：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稿称，高收入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正驱使双方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惊人的差距。只要欧元区也表现得比人们担心的更好，新兴世界里有望带给人惊喜的会是中东欧。

高收入国家将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而拉美和中东欧增长动力稍弱，且更易受到外部负面冲击的影响。

它们已经走上了增长的轨道，有很大可能继续快速增长。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是不合理的最佳猜测。正如哈姆雷特(Hamlet)所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但在长期，仍可能会遇到重大负面冲击。

印度则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这正是新兴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而他们说的没错。

中国的增长潜能、经济发展势头以及上述保障结合起来，使它很有可能在任何一年实现快速增长，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不过，这种影响似乎不会持续下去（见图表）如果我们详细研究一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到，亚洲是增长动力最足、受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影响最小的地区。

发展使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需求水平更高，教育和知识水平也更高。尽管如此，请再次牢记，新兴国家仍有很大的机会赶上高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水平。

当前最明显的是高收入国家出现的剧烈冲击，这大概是从欧元区国家蔓延开的。主权违约、银行倒闭，甚至重要成员国退出欧元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必然会导致混乱。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兴国家的持续增长是否能帮助高收入国家摆脱当前的萧条。并且，快速发展几乎总是不平衡的。

同期，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幅将仅为3%。由此产生的挑战包括：如何实现从投资导向型增长向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庞大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后果。

这对人类的福祉极为重要。鉴于海湾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国家继续享有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称的后发优势。稳健的公共财政以及安稳的外部地位。